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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字面上的表达形式将它们先按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对待，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1950年到1953年，执政党对新闻内容工作的调控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的，其主要表现就是能够比较好地协调国家建设任务的正面宣传工作与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也正因为此，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达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主义民主氛围的实际效果。因此，保障新闻自由这类公民基本权利的充要条件，不是无限制地扩张公权力，或者单纯强调由国家提供的物质条件保障，而是应当加强通过法治的方法限制公权力，如完善旨在保障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司法独立，保障宪法实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等。
总之，在人民权利观的主导下，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是属于人民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由新闻机关代为行使的，由此新闻自由也悄然蜕变为新闻权力。[6]3-4 再次，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决定于国家权力的构造和社会物质条件的保障，而不是决定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独立司法的保障。总的来看，这里所说的真实新闻与上述第2点内涵所说的正确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我们今天在名誉侵权中所讨论的新闻真实完全不同。建国初期，这种党的工作方式和作风被应用于新闻工作之中，从而在无形中创造了一整套公民通过报刊批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新闻工作机制——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至于公民或国民这类表征个人的法律概念，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从根本上反对使用：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
这是罪恶和死亡的方向。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22]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如债务人亦否认权利时，并得以债务人为被告。执行命令未在有关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同时予以附加的，在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可撤销之后，只能以执行命令本身导致侵权为理由，要求对执行命令予以撤销。[74]而第三人系指被执行之当事人以外之人，亦即，执行名义效力所不及之人，其包括权利所有人及对于该所有人之财产有管理及处分权之人。
[75]声请异议可适用所有执行义务，而异议之诉仅适用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执行事件。[⑥]德国1957年《莱茵州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imRheinland-Pfalz，1957年7月8日颁布，195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第62条继续将强制金列入与代执行、直接强制相并列的一种间接执行方式。
[5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5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加之在《行政处罚法》首次使用加处罚款之后的不少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罚款，恰恰介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使得《行政强制法》上的加处罚款面临理论上的定位选择。加处罚款在《行政处罚法》中安排在行政处罚的执行章节内，是作为针对当事人拒不履行罚款决定而采取的执行措施，目的在于迫使当事人履行前一个处罚决定。这里需要区分两条界线来分别对待。
[66]可能出现的循环诉讼表现在：当事人对基础罚款决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⑦]明治33年法律第84号。第二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执行罚的形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主要的程序环节是：催告——陈述和申辩——执行决定——强制执行。[36]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44]蔡小雪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如果《行政强制法》中的加处罚款仅仅是对《行政处罚法》中的加处罚款的重复和肯定而已，那么我们就无需再做什么了。加处罚款的本意就是在原罚款的基础上再加处一个罚款。
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从行政法理论上讲，理论必须具有完整性。第一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在数量计算上没有绝对的计算比例，主要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条[21]确定的原则，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相当性来考虑。行政机关对其作出加处罚款后，当事人又对该决定不服，提起新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第一个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因而属于一次性行为。[⑥] 日本的旧《行政执行法》[⑦]延续奥德法系，确立了作为执行罚性质的过失罚金。
加处罚款属于执行罚[18]的范畴，因而属于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是指执行机关通过第三者代为履行或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手段，以达到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或当事人义务被履行的状态。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从《行政强制法》和其他实体法的规定来看，滞纳金系指当事人逾期不交纳税款、规费的，行政征收机关依法向当事人征收一定的具有惩罚性的款项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法律法规使用了罚款而不是加处罚款的表达方式。加处罚款的数额虽然与当事人的滞纳时间也有联系，但这一联系主要是作为违法的严重程度而不是作为国家（利息）的损失程度考虑。
[27]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对照第三个特征，这类罚款应当属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三）关于行为性质问题 加处罚款在行为性质上当然属于执行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
对不缴纳税费加处罚款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标准也不一。[76] 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法律救济并未有单独规定，它只体现在总则所确定的法律救济的总原则里。
（2）事先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运用强制手段的（第6条第2款），可付诸与针对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同样的法律诉讼救济。6.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4．本法中所称的‘确认无效等之诉，是指请求确认处分或裁决的存在与否或效力的有无的诉讼。
德国1957年《莱茵州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将强制金定为3-500马克。加处的罚款额是以当事人不履行原罚款决定的数额所决定的。德国1953年的《行政行法》将强制金定为3-2000马克。[44] 加处罚款作为执行罚，它具有持续性，即可反复多次地适用，但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2款规定了一个最高限，即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31]这类罚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列入第七章的法律责任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列入第六章的法律责任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列入第十一章的法律责任之中，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列入第七章的法律责任之中。尤其在德奥成文法国家里，不存在对应加处罚款和滞纳金的概念，只有对应这类行为的概念，即强制金（Zwangsgeld）。
[40]从条文本身的表达来看，也无疑是如此。[41]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决定》修正，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公布，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同样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加处的罚款额由几个要素决定： 一是基数。如果我们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行政法理论上就会导致行政处罚理论与行政强制理论的混淆，在《行政强制法》的设定和实施中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